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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略机遇期我国基本建设贷款发展对策

2018-12-25

基本建设贷款在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产品体系中具有规模大、期限长、资产质量高、综合效益贡献大等特点,多年来,在支持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以及国计民生诸多领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商业银行经营转型及应对跨周期风险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对在这一领域具有传统优势的大型商业银行而言,抓住当前新一轮基本建设贷款需求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创新发展基本建设贷款业务,打造自身的核心人才、核心产品及核心客户群体,对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深入推进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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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贷款业务发展进入新一轮战略机遇期

未来五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继续回升。近20年的历史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中长期贷款增长率(主要是基本建设贷款)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中长期贷款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几乎同步。国家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五年GDP年均增速就不能低于6.5%。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短期内仅依靠扩大消费需求,尚不足以支撑这一发展速度,扩大出口又受制于当前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也有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尽快扭转投资增速快速下滑趋势,使其保持在合理水平之上,就成为确保6.5%增长底线的最有效选择。“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未来五年要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围绕有效需求扩大有效投资,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更好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2015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已出现底部企稳态势。2016年1-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5%,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0.5个百分点。未来五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继续回升,上述领域的贷款需求将进一步增长。

国内外新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启动。从国内看,“十三五”期间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要达到3万公里,新建改建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约3万公里,要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实现城乡宽带网络全覆盖等诸多重大项目。据相关机构测算,到2020年我国仅交通投资总规模将达26万亿元,年均资金需求约为3.7万亿元,资金总缺口20万亿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年均投入2万亿。2016年,国家已加快启动了一批重点项目,全年要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以上,公路投资1.65万亿元,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从国际看,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恢复经济增长已成各国共识。不仅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十分迫切。发达经济体如英国、美国等出于更新升级基础设施和刺激经济复苏的双重目的,也陆续推出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2016年G20上海会议强调,希望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能够通过进一步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来支持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响应。目前,中国-中亚-西亚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已进入到建设阶段,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协议总投资已经超过230亿美元,中巴经济走廊签订的协议项目金额300多亿美元。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等铁路建设已经启动。

货币政策在信贷供给侧加大支持力度。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五次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包含四次普遍降准和五次定向降准,累计普遍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2.5个百分点,累计额外定向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至6.5个百分点。同时,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等向金融机构投放中期基础货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整体货币投放量的宽松,为基本建设贷款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在此基础上,人民银行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适时下调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中期借贷便利和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引导融资成本下行。2012年以来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8.01%下降到2016年3月的5.3%,下降271BPs,基本建设领域的财务成本大幅降低,进一步刺激相关信贷需求。

基本建设领域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值得关注

投资主体由政府绝对主导逐渐转向多元化。长期以来,我国实施投资项目审批和行政核准,对投资方向和步调进行调控规制,政府投资特别是地方财政投资占绝对主导地位。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家大幅放宽公共领域市场准入,社会机构、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进一步确立。政府主导的投资也逐步转变为财政直接或与有关机构、企业合作,发起设立专项投资基金、种子基金等形式,并被广泛应用于“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国企混改和推广PPP模式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投资实施过程中。如“丝路基金”作为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规模已达400亿美元。由59家民营企业组成的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高达500亿元。

市场空间由国内拓展到海外。近年来,中国基建加速开拓国际市场,在交通运输、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等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足迹遍布“一带一路”沿线、非洲、南美以及欧洲、美国等经济体,对外承包工程营业规模排名全球第一。201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9596亿元人民币,新签合同额13084亿元人民币。其中,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987份,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92.6亿美元。

运营和融资模式更多采取市场化操作。过去,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从事基建投资,采用“设计-招标-建造”等传统模式运营。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跨国投资的不断增加,基本建设项目将更多与国际市场标准接轨,采用市场化的融资和运营模式,如PPP模式、BOT模式、BOOT模式、BLT模式、BT模式等。采用上述模式将极大鼓励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各类型企业积极参与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大幅拓展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带动更多项目落地实施,同时,可以减少项目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影响,克服政府投资的超工期、超成本和运营服务差等弊端。

市场竞争以银行同业为主升级为“跨界”竞争。基本建设贷款的市场竞争最早主要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大型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之间进行。后来,随着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治理机制的改善,资金实力的不断增强,也开始更多参与高利润、高回报的优质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竞争。未来,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和开放,基本建设贷款市场的竞争将进一步“升级”,证券、租赁、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互联网金融机构等将更多“跨界”进入这一传统业务领域,对商业银行基本建设贷款业务产生替代和挤出。尤其是一些优质、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可以通过信用担保和信用增级计划,进入国际高档投资级证券市场进行融资,大大降低对传统信贷的依赖。2013年以来,国内企业债券融资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快速增长,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跨界”竞争的激烈程度。

新形势下基本建设贷款业务发展四大对策

扩大和深化与境内外机构及同业合作。一是充分利用大型商业银行在基本建设领域的广泛客户基础和已有的高层沟通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进一步加强与政府及国企在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内的深度合作,及时跟进重大工程包项目信息,获得先期介入大量优质项目资源的机会。二是积极开展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同业的营销合作,借助上述机构在海外项目经验、融资安排、法律环境、风险评估等方面的优势,构建优势互补机制。三是进一步加强对政府及国企类客户产业投资基金的营销合作。重点营销财政部发布的PPP全国示范项目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PPP重大入库项目,财政支配能力较强的省级、省会级城市政府发起设立的PPP专项基金,具备一定实力的央企、地方国企或城投公司、上市公司发起设立的PPP融资类基金等。

推动基础设施贷款与战略新兴业务互动发展。基本建设贷款业务的快速发展势必会衍生出各类新兴金融需求,从而带动战略新兴业务发展。一是依托在基本建设贷款领域与客户和地方政府建立的稳定、互信关系,大力发展与之关联度高的现金管理、托管、银团贷款、工程造价咨询与结构化融资、常年财务顾问和企业资信服务等新兴业务。二是充分发挥大型银行集团优势,带动各子公司及国际业务等各类业务全方位协同发展。三是为相关企业、地方政府提供资产支持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债券承销服务,提供股权投资类理财产品、资产证券化等投行服务。四是为项目、公司人员的海外置业、全球资产配置、现金管理、消费金融等提供相应的资产管理服务。

加快提高基础设施项目服务质量和效率。一是加强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区域的研究,针对不同行业及“一带一路”项目融资等需求,安排差别化信贷政策,加大财务和信贷资源保障力度,对重点优质项目优先安排审批。二是建立基本建设贷款产品开发和服务快速响应机制,针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新特点,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推出跨境项目融资、跨境并购贷款以及定制化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等。同时,创新运用项目临时周转贷款,搭桥贷款、贷款意向书、承诺函等提高客户满意度。三是充分运用网络金融、大数据技术,挖掘、采集、分析基本建设项目(客户)资料和数据,为项目(客户)提供电子商务经营及配套金融服务,帮助项目(客户)实现线上化的经营管理。四是充分发挥境内外联动优势,以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为突破口,将目标客户境外经营主体及上下游合作伙伴转化为海外机构落地客户,提升境内外、本外币综合服务能力。

加强新形势下基本建设贷款业务风险防范。随着业务逐渐从境内拓展到全球,不同国家在发展阶段、金融体系、商业模式等方面存在不小差异,跨境乃至基于全球视角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就变得非常迫切。一是进一步提高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监控市场利率、汇率、债券、大宗商品等业务的风险指标、规模和损益走势,加强压力测试分析,及时对项目(客户)进行风险预警和提示。同时,综合运用远期合约、外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帮助项目(客户)及时锁定收益,规避利率、汇率波动风险。二是加强国别风险的研究和防范。建立独立的国别风险内部评级体系,建立基于对项目、客户、风险缓释措施综合评价的国别限额管理,有效规避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等。三是完善境外项目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与当地监管机构、金融同业的沟通协调,构建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制定并实施境外重大项目风险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指引,完善风险防控责任制,合理制定风险防控预案,严格执行各项风险防范措施。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9期。(作者杨金荣系中国建设银行战略规划部,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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